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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讯 著名法学专家、安徽大学副校长程雁雷近日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栏目，畅谈法学专业及法学教育领域的相关话题。机缘巧合下，程雁雷与法学结缘四十载，并一路孜孜以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改革开放后安徽省首位女性法学教授，程雁雷说自己常怀感恩之心，感恩进入了法学的大门，感恩学校和前辈老师们的倾力培养。“希望培养更多的法治人才，为社会公平正义贡献力量。”
与法学结缘：前辈的治学精神是宝贵财富
程雁雷
徽派：能说说您是怎么进入这个专业的吗？
程雁雷：我学习法学比较偶然。1981年参加高考，成绩还不错，是家乡黟县文科第一名，徽州地区文科前十名左右，全省文科前70名左右，就填报了重点大学。由于招录工作人员的失误，我的档案出现差错，导致重点批次没有录取。我的情况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经多方协调，最终我被安徽大学法律系录取了，不幸中的万幸，就这样被领进了法学之门。
徽派：那时候全国的法学专业应该才刚起步吧？
徽派：记得刚入学时，当时的系主任，著名法学家陈盛清主任给我们新生开会，他的开学第一课让我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这辈子可能要从事法学教育了。那时候全国的法学教育刚刚起步，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高校法学专业招生的只有三个高校；1979年，安徽大学在全国地方综合性大学率先恢复法学，那时候全国也就10所左右。我还是很幸运的，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前辈们的教育和他们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恢复高考后，国家方方面面的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开启了一个春天。法治建设，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而法治人才稀缺，法学教育急需跟上。那时候进安徽大学法律系，说我们是前三届，我们的学习得益于老一辈法学家，这些爱岗敬业，具有奉献精神的老师。当时的校领导有战略眼光，三顾茅庐，全国各地遍请知名法学家，比如被称为“罗马法泰斗”的周枏教授，已退休在上海，谢庭芳系副主任多次去上海诚请他；还有汪汉卿教授，后来做了安徽大学常务副校长。陈盛清、周枏、陈安明、朱学山、王镕五位先生被尊称为“五老＂。王镕先生还健在，今年100岁了。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无私奉献，为安大法学学科建设和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全国第一套法学教材，我们参与了很多，每一本后记里几乎都有安徽大学，而且排名靠前，在全国法学界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说起那段时光，校友们是非常自豪的，也很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们坚守在安大做法学教育，也是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法学家的优良传统。现在的法治发展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机会，只有加倍努力，才能不负前辈老师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期待。
毕业后留校：法学是非常有魅力的学科
法学专家接受徽派访谈
徽派：四年大学时光，能不能分享下您的学术心路？
程雁雷：那时候全国法学教育刚刚起步，教材、师资、教学资料相对缺乏，所以我们入学时上课基本上是靠记笔记，没有教材。有位老师一家人住得很挤，在走廊上烧饭，生活上有很多困难，看到他把床上被子卷一边，就在木板床上备课，我们都很感动。当年的这些笔记多次搬家，我一直舍不得丢。那时候我上学助学金是5块钱，家里每个月寄20块钱，除了吃饭，剩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法学研究》《法学》《政治与法律》等刊物那时候刚刚创刊，就买这些杂志来学习。那样的岁月里，对我们的学习培养，是很难得的。一方面是老师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为今后的教学科研打下非常好的基础。虽然那时的学术交流比较少，基本是书信，打电话都是比较奢侈的，但日益积累下的基本功慢慢内化成一种精神的力量，当觉得懈怠和困惑的时候，就想想当年老先生是怎么教我们的，给我们播下法学的种子，坚定法学的理想，让我们克服困难。所以大学四年的培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就非常重视本科教育，以本为本。安大的法学专业和知识产权专业已被列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可以告慰先贤，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程雁雷早期在北大继续法学深造
徽派：是什么吸引你毕业后选择留下来继续深耕？
程雁雷：我还是挺喜欢教育的，这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出身教育世家，祖辈父辈都有从事教育或者教育管理的，受家庭的熏陶，骨子里也比较适合做教师。记得刚进入安大，有一天，校长、系主任、系书记都特意来看望了我一下，怕我有思想情绪，当时他们还开了玩笑，说你四年读完就留下来，我当时确实还没有感觉。毕业时，我的辅导员、系主任和系书记说，学校法学师资特别紧缺，研究生教育也非常稀缺，让我留下做师资，后来，我们那个年级一共有8位同学留校任教。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跟着老师做了一段时间助教后，我就上了讲台。这段经历当然给了我很多锻炼，如，我带的85级同学毕业20年和30年返校，我发言都是说我要感谢你们，有你们我才能成长。可以说从事法学教育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既是对教育情有独钟，更是学校工作需要。教学相长，教学过程当中，学生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让我们彼此促进。
女性法学家：法学教育不应该有性别差别
访问牛津大学
徽派：还记得第一次站上讲台是什么情景？
程雁雷：似乎挺久远，但又仿佛发生在昨天，情景历历在目。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求学、工作，期间又有进修、攻读学位，越发感到法学学科非常有魅力。也许，有人觉得法离自己很远，或者很枯燥，条文那么多，学术又很专业，实际上法就在我们身边。国家也一直在普法，公民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发生在身边的法律现象越来越多，法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们在学法过程中会感受到，法既是规则之学，也是人文关怀之学。法既有思辨逻辑，又有很多生活的逻辑，法也是经验之学，越学越有魅力。虽然学起来比较辛苦，如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条文那么多，案例那么厚，要成为法律共同体中的一员，为社会公平正义贡献力量，这是基本功，而且除了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能力和素质外，还需要多学科的结合，需要复合型人才。很多著名的法学家，本科并不是学法律的，如，中文、哲学、史学、经济、管理，外语，甚至是理工科的等。法学人才培养改革，需要更多交叉学科的背景，比如就有专门招非法律专业的，我们叫jm（法律硕士）。我们既要立足中国大地立德树人，又要有世界眼光，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后备人才。要培养政治信仰坚定，法治信仰坚定，专业素质和本领过硬，具有国际视野，具有人文情怀的法治人才，能担当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大任。
培养有人文情怀的法治人才是时代之需
徽派：女性学法律困难多吗？
程雁雷：我们81级法律系有120位学生，女生30多位，现在我们法学本科专业的女生比例已经超过男生了，当然理工科也出现了女生比例比较高的现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女性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表现。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前不利于女性从业的一些问题没有了，但是城乡还是有差别。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职业发展，包括女性教育方面、农村女童教育等，如安徽大学女知联就做过 “春蕾计划”的 “手拉手”活动。女性学法学是有优势的，法学需要严谨，有很强的逻辑。法律职业也不同，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立法、行政执法、企业的法务等等。男女平等是一项法律原则，平等权是宪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现实中有各种原因，如，思维习惯，传统观念，认为女性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法学教育不应该有性别差别。
新时代法学：改革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在合肥古井体验中心的直播现场
徽派：报考法学专业，对学生有什么样的要求？
程雁雷：从国家高等教育和招生制度以及人才培养的规律性来看，对本科报考法学没有太多要求，关键是进入本科学习之后的培养。孩子的兴趣禀赋当然很重要，但这个填志愿和学法律的过程中，真正要做到掌握法治真谛，立德树人，把自己锻造成法治人才。大学四年时间很有限，而且我们面临新的挑战，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第四代信息科技革命给法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2010年起我们开始探索人才培养的模式的改革。我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在各位同仁的支持下，凝练了“3244”人才培养模式，即强调“厚宽高强”，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还有“四铁”“四力”，因此，荣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我们的课程体系跟40年前有很大变化，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习实训以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等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去年我承担了首批新文科教育项目，探索数字化时代法治人才的培养，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还有新出现的元宇宙之下的法治，有一定的前瞻性，所以我们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更好地培养法治人才，更好地服务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更好地为公民提供法律服务，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法治是国家治理当中不可或缺的，也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被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和历史实践所证明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法治，强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这是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南。就安徽来说，我们的人才培养得到了省委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整个安徽政法界的支持。由于我们起步早，40多年的法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奋战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政法系统。我们也注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政产学研结合，与实务部门采取深度融合的方式，让整个法律共同体一起来培养法治人才。
坚定接过先辈法学教育大旗
徽派：您的专业是行政法，能不能给我们简单普及下？
程雁雷：我留校时，是国内著名的行政法学家陈安明先生的助教；90年代初我先后在北京大学进修行政法学硕士课程和做访问学者；之后我在武汉大学攻读行政法学专业博士学位。行政法学是关乎国家法治建设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学科，政府法治建设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个法治建设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很多领域的研究比较早，但教育领域的法治研究比较晚，国家教育事业关乎民族的根基，教育法治跟不上，势必会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影响。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教育法典编纂列为立法调研来启动。所以，我做这个学术方向是有时代价值的，也是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从一个学者来讲，选准一个学科领域方向并且坚持下来，一方面学术上才能走得比较远，更重要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法治人才，把学术研究转化为教育资源，让教育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新闻记者 李燕然/文 薛重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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