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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苏中先生的九十岁生日。苏老日前写了篇长达五千字的散文“九十回眸”，回顾他自己的文学人生。小编看过，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励志的文章。值得向所有人推荐。徽派有幸获得首发权。也祝愿老作家健康长寿、生日快乐。
我今年九十岁了。从第一篇习作问世算起，我从事文学工作，已有七十个年头。七十年的文学生涯，我虽然没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和业迹，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总还有一些记忆令我回眸。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爱文学。大约是从小学四年开始，我便吭吭哧哧地读课外杂书。先是武侠小说，接着是历史演义和各种说部及公案小说之类，再往后是社会言情小说（张恨水、刘云若的书读了无数），由此又慢慢走近新文学领域，老舍、林语堂令我着迷，之后又对五四后的散文、小品、杂文有了兴趣。这样，一方面令我养成了一种爱读文学书籍的习惯，同时又在我的潜意识中，筑起了一道文学之梦的幻境。我十六岁时，便在煤矿做井下矿工，生存境遇使我无法唤醒这个梦并追逐这个梦，直到参加革命后，组织上安排我去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我的文学梦才被唤醒，并用了70年的岁月追这个梦，圆这个梦。
我在鲁艺学习不到一年， 1948年底，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在锦州北大营进行了大整编、大改组，我被分配到平津文工团，从建制上说，这时我就算离开鲁艺了，但在情感上和习惯上我丝毫没有离开鲁艺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团的所有成员，从团长到炊事员，全是鲁艺的人马，大家见面还是喊老师同学，所以好像还没离开学校一样。
天津解放没几天，我们便开赴天津，在那里驻了半年，先是名为天津市军管会第五宣传队，后又改为天津市委第一文工团，我们创作部除了参加演出及宣传活动外，我两次下厂体验生活，一次是铁路的津浦大厂，另一次是橡胶厂。在津浦大厂时，因组织工人座谈《白毛女》观后感，我受启发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题为《工人看了˂白毛女˃》，在1949年2月29日的《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的解放区文艺评论目录里收载了这篇文章。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评论性文稿，尽管它很粗浅，但对我以后的一生却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年的6月，我们团南下到了汉口，文工团更名为中南文工团。到武汉后，我大部分时间是下到铁路局的江岸机厂、机务段体验生活，现在有一句流行语言叫“挂职下放”，那时我与沈沙就是以这种身份到江岸的，职工们把我们看成是军代表的一个成员。我们两人在江岸地区铁路工会参与工作，先是参加汉信段（汉口至信阳）线路大修，在总指挥部政工处属下任一个中队的指导员，和百十号工人一起翻修铁道线路，初冬的乍寒，连绵的阴雨，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刚获得解放的铁路职工，还是意气风发地起早贪黑抢着干，苦战了一个多月，终于胜利完工，我和沈沙因能够吃苦耐劳地与工人一块干，都被评上了劳动模范。此后，我主要在机厂、机务段一边观察和搜集创作素材，一边辅导工人的业余演出活动，协助他们编排节目，为他们写些小演唱之类的东西。1950年7月，我从江岸回到了文工团，没多久骆文和海默就通知我要调到外单位。那时候没有讨价还价一说，尽管我十分舍不得离开文工团，还是一口答应服从分配，没两天就背起背包到新单位报到去了。从这时起，我在情感上好像才真正离开了鲁艺，那时是1950年8月下旬。我去的新单位是中南文联，具体工作任务是《长江文艺》编辑部通联组组长。刊物主编是诗人李季，当时他正筹划开展“长江文艺通讯员”运动，其方法是通过在中南六省一市及部队发展《长江文艺》的通讯员，开展一项规模较大的发掘、扶植、培养工农兵文艺新军的活动，以贯彻中南局提出的在新解放区实行“生根第一，普及第一”的文艺战略。我调到编辑部通联组就是具体承担和落实这项工作的。文艺期刊的编辑，一般都是策划、组稿、审稿、编稿、校阅等，但我们要把通联组办成既是期刊编辑组又类似文艺函授学校教员的双重身份。即每位通讯员的来稿来信，都要有问必答，有来稿必提出具体意见回复，还要帮助他们制订读书规划、写作规划以及代他们购买参考书。对他们提出的具有普遍性问题，则要请专业作家、理论家写出深入浅出的文章，在刊物上公开回答。对重点作者、责任编辑还要定期总结其学习和创作的进展得失，并提出改进要求。李季当时给我们定的工作性质就是当通讯员的辅导员、服务员、理发员（帮助修改文稿）；还规定编辑的职责是发现和培育作者，应以“为他人作嫁衣”为荣，把个人创作放在业余时间和次要地位。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前后发展了近千名通讯员，有近百人成为业余创作骨干，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成为国内文坛的知名作家。这些人的成功当然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和天分，但与当时的《长江文艺》通讯员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并且在他们初涉文坛时得到了一些辅导、启示和鼓励也是分不开的。我在这三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坚定了热爱编辑事业信念，奠定了热心扶植业余作者的终生信条。在鲁艺学习时，我们主要是解决人生观和文艺观的认识问題，而这段编辑生涯，则是在行动上实践这样的人生观和文艺观。我自己由于在开展通讯员工作中做得尽心尽力，得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南局直属团委在全中南地区的通报表扬。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我还发表和出版了三个剧本和一些随笔，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获得了良好的收获。1952年末，我与鲁艺三期同学中南文工团的黄珉女士结为夫妇，至今我们还相依相伴着。这一年大行政区建制撤消，我被调往北京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的《人民文学》编辑部。由于《人民文学》是全国最高层次的文学期刊，那里的从业人员许多都是名家高手，就连少数几个年轻人也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又受到一定培训（如文学讲习所，中宣部干部培训班等），惟我是学历最低、文化底子最薄的一个，而我又被委任为评论组长，终日打交道的多是全国知名作家、学者、教授，故深感个人水平难以适应工作需求，要去进修吧，当时离不开，所以就只好下定决心，咬紧牙关通过读书学习和实践磨练来全方位地提高自己的各种学识。我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每周还要抽出两晚进政治夜校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其他如中外古今经典名著、历史、思想史、文学史、批评史、美学、文艺学以及杂七杂八的知识性闲书、野史、趣闻异事等等，我都拼命往肚里塞，甚至不管读懂读不懂，都先囫囵吞枣咽下去再说（有的至今尚未消化），再加上我青少年时积累下的民间文学、戏曲文学、曲艺文学、通俗小说的底子，几年功夫，我好歹也算读罢了一个大学文科教师应读过的东西，总算基本上掌握了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学识，算是虽无学历但有了学力了。几年间在知识海洋里的畅游，不仅填补了我的知识欠缺，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加深了我对文学事业的挚爱。如果说在《长江文艺》时，主要是培育起热爱编辑事业的话，《人民文学》这段时间则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合格的、称职的编辑。在我主持的评论栏目中，肯于大胆地推出文艺评论界的新生力量，支持了不少新生代评论家的初生和成长，并陆续推出一批思想性、学术性很强的论文、随笔，在文坛发生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我结合工作实际，对于当时文坛面临的一些创作上或理论上的问题，也进行了自己的思想与研究，不时地写出一些理论批评文章，在《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光明日报》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谈论自己的观感与认识，久而久之，我也就成了文学评论队伍中的一个成员了。1956年12月，我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年二十九岁。
《人民文学》编辑部是我的最高学府，那里的前辈和同事，如邵荃麟、严文井、何其芳、秦兆阳、陈涌、李清泉、陈白尘、吕剑、唐祈等等，都是我的老师和学长，他们对事业的执着，他们的人品和文品，他们的言传身教，他们的渊博学识，给了我永生的享用。
1958年我由作协下放至河北省涿鹿县双树村劳动锻炼一年，回京后与张葆莘等合作写了一部文学体的《麦田公社史》，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因是我国第一部文学体的公社史，当时又在倡导此类报告文学，故影响较大，我写的卷首开篇《麦田公社巡礼》，曾被北京市十年一贯制中学选为语文课本。
1959年3月我被调往安徽，在安徽文联的《安徽文学》编辑部担任评论组长。1957年反右派时，省文联原来的领导和业务骨干被所谓扩大化扩进去了不少，从外面调进来的几个人本来为着充实人力，谁知这年的反右倾运动，又把新来的不少人狠狠扫了一下。如女作家菡子被批斗之后下放农场去开拖拉机，另一位从部队来的女同志竟在会场上被斗得休克了，女作家李纳本是一位只知埋头写作的善良的文弱书生，仅因其与菡子关系良好也被牵扯进来洗了一次热水澡。我因初来乍到，与当地毫无人际关连，又是以待罪之身来此地，平时只有安分守己地辛勤工作，故安然渡过这一关。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深化，加上大跃进“五风”留下的致命的后遗症，安徽全省都进入了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在乡间饿殍遍野，在城市也是家家食不果腹，文艺界自然也是在灾难中苦苦挣扎，直到经历了十年动乱结束，才在新时期缓过气来。
“四人帮”覆灭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我是个专业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文革中深受“四人帮”迫害，此时理所当然地要把拨乱反正当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把它当作个人事业的重中之重。这时，我依托《安徽文学》为阵地，组织一批有实力的中青年理论家，对“四人帮”推行的反动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文艺创作进行了深入地有系统地揭露与批判，我们采取了普遍揭、逐个批、重点打、破中立的方法，将被“四人帮”破坏了的、颠倒了的、扭曲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理论，进行了有理、有据、有力的清理和拨正，并在批判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原理的正面建树。这一做法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形势的需要，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且做得有声有色，使我们的刊物和我省文艺理论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国内外的访问者接连而至。当时我虽已年逢半百，但由于重新获得二度青春，所以精力特别旺盛，精神特别振奋，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先后组织和参与了近百次理论研讨会，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有的篇章被誉为全国当时第一个争鸣声音，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显示了片刻辉煌。我决不是夸耀个人有什么作为，我是借此由衷地讴歌粉碎“四人帮”即是伟大的历史壮举，是改变历史、推进历史的大转折，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次新的解放，使我的理想、信念和对事业的追求，都有了新的飞跃。新时期使我焕发了青春，新时期也给了我展示自己和奉献社会的机遇。鲁艺打的基础，文工团和《长江文艺》的磨练，《人民文学》的充电，在这阵子都发挥了良好的效能，无论是工作或是写作，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样，我便在忙忙碌碌，高高兴兴的岁月中走进了晚年。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过期刊编辑部、理论研究室和省文联的领导工作，出席过全国第四、五、六次文代大会，并被选为中国文联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3年我离休了，步入了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期。
在文艺界混了一辈子，心总是离不开文艺界的。所谓离休，也就是离开了职务和岗位，心里想的事，手里干的活，大都还是自己所关爱的那些事。由于身体健康，耳不聋，眼不花，脑不衰，牙不掉，还吃嘛嘛香，所以就还得干点事以渡时光。写稿、编书、出席学术研讨会，给研究生上上课，给文坛新秀们讲点我的想法，为新人新作写点鼓吹性文字，当然也找老友喝喝酒，打打牌，吹吹牛，抬抬杠，日子过得也算平淡而又充实。由于我能在晚年持久地积极参与思想文化界各种活动，2002年我荣获了省宣传系统的晚霞奖，同年还当选了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在这几年里，除了主编《文艺百家》理论刊物外，还主持了《大时代呼唤大散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观察与思考》等七次《安徽文艺论坛》及作品研讨会等理论批评活动。
一晃间，我已渡过了二十多年的离休生活，我为自己总结了一下这段生活的特征，叫“四闲”和“四动”。“四闲”是：读休闲书籍以养性，写休闲随笔以寄情，打休闲麻将以自娱，饮休闲美酒以自醉；“四动”是：清晨动腿买菜，午间动手烹调，静坐动脑思考，得暇动笔抒怀。悠哉，游哉！
2002是我和黄珉女士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和和美美地渡过了半个世纪，其间不论我的处境有何等变化，她始终如一地陪伴着我，无怨无悔，荣辱不惊，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子女抚养成人，我感谢她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安定的家。为此，在纪念金婚的日子，我们拍了纪念照，办了金婚典筵，还应邀到电视台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节目，共同讲述我们从鲁艺到今天的生活道路。这一年春秋两季我们还同赴福建、浙江等地畅游南国风光，享用社会和人民赏赐给我们的清福。在此，我们两人共同祝福文艺界前辈和共同成长、共同工作的朋友们健康、长寿、快乐，祝福我们的所有的同学晚年幸福，我们在合肥恭候大家到安徽来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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